1944年中秋节,鲁中军区举行了一场秘密会议,现场气氛紧张。
王建安司令员额头青筋暴跳,一拳砸在桌上,对大家说:“这个孙黎,简直是太可恶了,非除掉他不可!”
政委罗舜初表情凝重地对第一军分区敌工部长张炳玉说:“你负责协助博莱县公安局局长夏新生同志,执行处决孙黎的任务,处死一个孙黎,等于消灭敌人一个师!”

陈奇、王建安、罗舜初在鲁中
这个孙黎是谁?
这还要从1942年7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说起。
“报告教导员,敌人调集了大部队,向我们驻地奔来!”
“不要急嘛!”
“报告,敌人进村了!”
“着急什么!”
“报告,敌人把我们包围了!”
“这个好办,我们打不过人家,投降就是了。”
这番对话,发生在1942年7月20日,建议投降的,是八路军某独立营教导员孙黎。
孙黎,1914出生于淄博博山北邢村。他家境优越,受到良好教育,22岁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加入了组织。
他工作能力强,很受上级重视,七七事变后,组织安排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这所学校规格高,走出了大批干部。孙黎只要好好干,可谓前途无量。
可在1942年,此人却背叛了革命,悄悄投靠日本人,当了内奸。
这样一个重点培养的干部,为何突然叛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一年前,孙黎就动摇了。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疯狂报复,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波接着一波,抗战到了最艰苦的阶段。
这让孙黎感到非常悲观,他对自己的警卫员说:“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王建安
要知道,孙黎出身富家,过惯了好日子,根本不习惯苦日子。
他的堂叔孙志书,因为当了汉奸,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日子过得很“滋润”。
在奶奶的生日宴会上,孙黎只买了一条裤子,而当了日伪博山县武装特务队小队长的叔叔孙志书,却给自己的母亲(孙黎的奶奶)买了一对金镯子。
孙黎很虚荣,两相对比,感到无地自容,颜面尽失。
孙志书看在眼里,后来向自己的上司、特务大队长谭继武汇报:“我这侄子很悲观,策反他有门。”
谭继武说:“那你就负责这件事吧,立功大大有赏。”
孙志书说:“我和他虽然是叔侄,但不搭腔,你可以让我的妹夫、孙黎的姑夫丁龙池从中穿针引线。”
丁龙池也是一个汉奸,当时担任朱家庄的伪村长。
但是过了一个月,他们的策反也没有得逞,因为孙黎毕竟在组织的管制下,上有领导,下有官兵,并不那么容易下手。
谭继武心生一计。
这天,孙黎的部队驻地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名叫田甜,说自己是从济南来的,要投奔八路军。
经过商量,田甜留在了独立营,成为一名卫生员。
田甜对英俊帅气的孙黎情有独钟,开始了追求。
妙龄男女,哪个不怀春?孙黎20多岁,正是渴望爱情的年纪,不久,两人就进入热恋。
按照八路军当时的“二八五团”规定,不是团级干部是不能恋爱结婚的,但孙黎所在的独立营,自由度较高。两人不但恋爱,还发生了关系,一有机会就在一起。
孙黎很是陶醉,淡忘了部队的纪律。
可是有一天,田甜突然说要离开部队,因为这生活太苦了。
孙黎挽留说:“你不能不走吗?”

“我真待不下去了,如果你爱我,就跟我走。我们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
“走?到哪里去?”
田甜摊牌了:“我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如果你爱我,我们就一起走,双飞双宿。如果你不爱我,可以把我献出去立功,但是从此领导也不会再信任你。”
孙黎犹豫了,他本来就不甘心过这么艰苦的生活,经田甜这么一拉,彻底动摇了,决定和田甜一起去“追寻幸福”。
田甜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决定了,就要交投名状,不然日本人不会重视。
孙黎听了觉得有理,开始了盘算。
1942年6月4日,孙黎借口到敌占区破袭,带领6个班由上瓦泉移驻朱家庄的三皇庙,悄悄联络伪军包围这些战士。
结果,一连指导员阎发苍不听他的指挥,坚决率部突围,让孙黎计划落空。
此后他不死心,开始下一个操作。
孙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说是要化装深入敌后,让不听话的副营长郇振民带二连到三府山一带打游击,派营特派员王玉林带两个班守在罗崮寨。
至于那个刺头、一连指导员阎发苍,则被安排带一个班驻祭母山。
一切就绪,孙黎的阴谋就要实现。
1942年7月20日黄昏,博山独立营一个连(部分)住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盆泉南庙。
孙黎和卫生员田甜住在小东屋里,其他人住在两间大东屋里,故意没有设岗哨。
傍晚10点左右,该营情报站站长杜在运匆匆跑来报告:“博山日伪军增兵向驻地赶来。”
21日拂晓,战士苏成吉出庙送病号的时候,发现日伪军正在对南庙,又向孙黎作了报告。
孙黎假装胸有成竹,没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副连长丁席昌和副指导员冯延福建议准备战斗,也遭拒绝。
当敌人完成包围后,孙黎下令投降。
他还堂而皇之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孙黎说完,使了个眼色,亲信王化月心领神会,前去开门,日本宪兵、汉奸、特务涌进入庙内,79名八路军被缴械。
日本宪兵队佐竹和伪博山特务大队长谭继武,向被俘的79人讲话,不外乎共建“王道乐土”和“共荣圈”等。
然后,谭继武给大家一人发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用汽车押运到博山南关基督教堂,由伪特务队一个班在外面看守。
晚上,日军派驻伪博山县府顾问盐柄盛义和伪县长曲化如出面,召开了所谓的欢迎会。
根据伪特务大队长谭继武的安排,他打算将被俘人员安插到自己的特务队里。
但日本人不同意,只留下孙黎、王化月和卫生员田甜,其余人员全部被押送进所谓的“感化院”,进行奴化教育。
一个月后,这些八路军战士的脸上被烙了印,然后被强迫到东北煤井去干苦工。他们惨遭迫害,大多结局悲惨,没几个人活着出来。
孙黎叛变后,因为表现很卖力,受到日军重用,他先被派到济南日本特务机关“鲁仁公馆”接受特务训练,后担任了“鲁仁公馆调查室博山分室”的主任。
他向日本人泄露了我方很多机密,导致博山南部山区以及东部山区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几十名组织成员和进步群众被抓被杀。
正因为孙黎的叛变造成极大的危害,鲁中军区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铲除这个败类。
但孙黎经过特务训练,反侦察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很强,难以轻易抓到。
最开始,军区派11团特务连长、孙黎的同学田大王假装投敌,接近孙黎,打算将其处决。
但孙黎非常狡猾,戒备心很强,让老同学先缴械,再说投敌的事。
田大王一看不妙,瞅机会逃脱,行动以失败告终。
时间一天天过去,来到1944年,孙黎依旧逍遥法外,而且越来越猖狂,亲自带领小分队下乡“扫荡”。
王建安司令员对此非常恼怒,在军区召开的会议上再次要求,一定要不惜代价除掉孙黎。
敌工部压力很大,再次制定了计划,决定派出精干力量铲除孙黎。
行动的主要成员有:赵子明、尹玉发、曹方斋、任玉兰、史庆山6人,他们都是精英。
除此之外,还有几名关键人员。
一是原博莱县敌工部敌工站原站长李子平。
李子平此前负责争取驻北博山伪军队长唐云芳反正,但因为唐云芳抓住了他的家人,他不但劝降不成,自己却被迫投降了日军。博莱县委负责人毛梓材知道李子平有难处,并不是真心投降,就开始做他的工作。
毛梓材让他协助铲除叛徒孙黎,争取得到组织的谅解。
这时候,日军在战场上已经陷入被动,成了秋后蚂蚱,李子平清楚大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仅如此,他还做通了伪保安队中队长唐云芳护兵齐延文的工作。
一张大网向孙黎张开,他的死期越来越近。
孙黎住在博山城的西沟街,一座有着5米高院墙的宅子里,那里戒备森严,喂养着3条大狼狗,还配有4个枪手,这是日军为保护并监视孙黎而作出的安排。
行动小分队成员尹玉发通过一个药店老板得知,孙黎的脚被日本狼狗意外咬伤,还比较严重,不能出去。
而他的忠实走狗、护兵王化月又带着老婆回岳父家探亲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944年农历三月底的一个晚上,小分队全体成员以及李子平、唐云芳护兵齐延文在伪县警备大队中队长唐云芳公馆后院的西屋里开会,明确了分工。
为确保万无一失,唐云芳的护兵齐延文提供了3把崭新的盒子炮——毛瑟C96手枪。
次日晚上11点钟,小分队开始行动。当时天起了蒙蒙小雨,小分队成员个个精神抖擞。他们借着夜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孙家门口。
李子平带着齐延文潜伏在西沟街观察,随时处置意外事件。
任玉兰、史庆山则架起了机枪,对着院内的一所房子,那里住着负责保护孙黎的4名枪手。
而那几条狼狗已经中招,吃了掺了毒药的肉包子。
11点30分左右,关键时刻到了,赵子明、尹玉发、曹方斋紧握手枪,直奔孙黎卧室。
罗舜初
当时孙黎屋里还亮着灯,他正抱着田甜说着情话:“如果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富贵荣华,真要好好感谢你。”
“怎么感谢啊?”田甜盯着孙黎,故意撒娇。
孙黎笑着说:“当然是……”
话没说完,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3个汉子闯了进来。
只听“砰”的一声响,孙黎的右肩膀中了一弹。
孙黎一把推开娇妻,去枕下摸枪,但为时已晚,3人冲到床前,用冰冷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田甜也被死死控制。
孙黎一见暗暗叫苦,自从叛变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尹玉发说:“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
孙黎面如死灰,仍装出一副冷静的样子说:“我罪孽深重不求饶恕,只求你们给我留个囫囵尸!”
这时,守在门外的史庆山对尹玉发说:“别跟他废话,抓紧时间!”
赵子明、曹方斋同时朝孙的胸部扣动了扳机……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孙黎这个汉奸贪图享受做了汉奸,欠下累累血债,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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