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二次的南北分裂战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前期，伴随着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大量中原民众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迁。但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北民南迁的情况却有所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南民北迁浪潮。
随着北方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内政局的日益稳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经济方面，北方都已经赶超南方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同时期的南朝萧梁国内爆发了侯景之乱，各宗室贵族为政权纷纷内斗，使得原本就动荡不安的政权更加的风雨飘摇。北方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趁机大肆侵占南方土地，掠夺南方人口，带来了梁陈之际的四次大规模的南人北迁浪潮。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了东汉以来的士族、豪门，所以，豪门大族的兴起与衰落伴随着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永嘉南渡到隋朝统一，在近二百年的南北朝历史中，豪门大族以及世家大族的人心向背，对南北政局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永嘉丧乱，中原板荡，大族士人接踵南下，不仅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东晋‘皇帝垂拱，士族当权’的门阀政治”。然而，到了南北朝后期的梁陈之际，新兴庶族地主不断崛起，加之，南朝皇族宗室内部斗争日益激烈，政权更替频繁，使南朝世家大族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世家大族为了家族发展的长远考虑而选择北迁。随着这部分人的入北，以及南北朝后期南北战争中南方的不断失利，使南方一些庶族地主、文化士人也被迫相继入北，南方政权更加衰弱，南弱北强的局面最终形成。
流亡士人情况南北朝后期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阶级结构，造就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活动特征。与此同时，人也是社会的产物，人物的活动也相应的展现了那一历史时期所独有的现象和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等级制度较为森严的时期，阶级关系、等级关系纷繁复杂。在第一章介绍南朝宗室流寓情况时，将其大致划为贵族、良民和贱口三个等级。然而本节所讨论的士人阶层包含的等级较为复杂，所以在此节又将贵族、良民、贱口这三个等级细分为六个阶级，“一是皇族、高门士族地主阶级；二是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其中包括地方豪强、寺院地主、富商巨贾；三是少数民族酋帅；四是个体的编户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盐户、金户、银户阶级；五是屯田户、佃客、部曲、僧祗户、军户、吏家、百工户、杂户等阶级；六是佛图户和奴婢阶级。其中前三个阶级属于统治阶级，后三个阶级属于被统治阶级。”
梁、陈之际南北对峙，随着北方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南北方各国的边界线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北方各国的国界线逐渐南移。北方军事势力的不断南食，使得大片的南方领土被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所占领。随着土地的划归北方，居于各地的南朝士人也被迫流亡入北。在历经侯景之乱、江陵之变、隋灭后梁以及隋灭陈这四次大规模的南北战争中，北迁人数也一次比一次增多。流寓士人的入北带去了南方先进的典章制度、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客观上有利于加速少数民族汉化进程，促进南北鲜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梁、陈之际，南方流寓士人北迁大都是出于无奈被迫北迁或者说是被俘入北的。无论是主动投奔还是被迫北迁，不论是以单个形式入北还是以集体形式入北，其北迁规模都不小。就笔者所见并初步统计，从侯景乱后的548年至隋灭陈的589年，有姓名、事迹可考的入北流寓南士共178位。事实上的人口数量远不止这些，很多男士入北时还携带了亲属、幕僚、兵士以及田客、奴婢等随从，但这些情况却很少见于史籍记载，故不易作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此外，史籍上未有记载的或是无姓名可考的一些北迁南士的人数，也无法统计在内。
从侯景之乱到隋灭陈统一全国,南方士人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北迁浪潮。梁末侯景乱后，建康失陷，萧梁宗室内部为争夺皇权内乱不止,一些南士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北上，还有一些萧梁军事将领也因不满萧梁宗室的内斗而率众北降。梁大宝元年（550年），兴州刺史席固率众降西魏；承圣元年（552年）正月，梁东梁州刺史李迁哲、南洛北司二州刺史扶猛俱以众降；承圣三年（554年）西魏破江陵，大量南朝士人被掠至关中，其中不仅包括中央文官、地方长官及其僚属，还包括一批在当时极具盛名的文士，如东入北齐的颜之推、眭豫、江旰、朱才、袁奭以及西入关中的庾信、王褒、殷不害等。这些人入北后，带来了南方的学术风尚和艺术风尚，推动了北朝文学、经学以及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的发展。正是由于梁、陈之际入北南士所吟诵的“齐梁遗响”，构成了北方邺下文坛的主旋律，可见其对当时北方文坛影响之大。
隋灭陈统一南北后，隋朝时期的南人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早在西魏北周、东魏北齐时入北，北周灭北齐，隋代周而立后，将北齐北周时期的南来之士全部网罗囊中。二是隋灭后梁时，随江陵萧梁后裔宗室一起入北的南人；最后是陈亡之后入北的南士。就第一类北迁的南士而言，至隋朝时期，他们已经在北方生活时间相对较长，有的已是移民的二代，相对而言比较适应北方生活，能够较迅速地融入北方社会中。这些南士在隋初主要从事教育太子等文官职务，如裴政、明克让、刘行本皆任东宫属官，他们对南朝文化风尚的北传必定会产生一定推动作用。据《隋书·天文志下》载：“（开皇九年）平陈，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可见，隋灭后梁和灭陈以后北迁南士的数量远大于前期迁入士人的数量。这些江南名士入北后，由于受到隋文帝时期对南士的打压政策的影响，长期受到排挤和压制，处境艰难。直到炀帝即位后，一改对南人的高压政策，开始提拔和重用江左士人，鼓励和提倡传播江南文风，也使得其中一部分南士有机会进入炀帝统治集团的核心，这对当时政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有些南士流寓北方后确实受到了冷遇和排斥，但总而观之，在北朝受到礼待，获得较好安置的南士还是占多数。南方文化士人的相继入北，不仅充实了北方的文士集团，而且还带去了南朝先进的政治思想、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风尚，使北方统治者不出家门就能学到当时先进的南方制度和文化，这在当时南北无法进行正常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无疑成为北方学习江左先进文化、先进制度的重要途径。所以说，江左文化士人入北促进了南方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迅速赶超南方汉人政权提供了条件。
南士流寓原因分析南朝士人流亡入北的原因与宗室流寓北朝的原因是基本一致的。从内部环境来说,或因朝代轮换、政权更替，或因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造成国内社会动乱，失利的一方不得不北迁以寻求庇护和生存。从外部环境来说，梁陈之际，南北战争频繁，南朝对北方战争的失利，也迫使大量的文化士人被俘至北方。
一、主要原因
梁、陈之际南北政权对峙并逐步呈现北强南弱的时代背景，是这一历史时期南朝士人流寓北方的一个客观推进性条件。尽管这些南士流寓北方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主要原因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南朝政权斗争中失利主动北投或是随宗室北迁，另一方面是在南北战争中失败，被迫投降或被俘入北。笔者据已有能力和可查阅范围的史料统计，江左士人北迁是出于上述两种原因的，能占到北迁流寓士人总人数的85%左右。
在入北的流寓南士中，绝大多数是以文化著称的江南文化士人，他们入北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在本文第五章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除这些文化士人以外，流寓北方的还有南朝各地方长官及其僚属、边镇军将及士兵。由于在南朝政权斗争中失利主动北投南朝士人主要是边镇将领，他们或因政治斗争失败，亦或因受统治者猜忌为求自保而北逃，典型的代表有徐嗣徽和周法尚。
徐嗣徽，“高平人。侯景之乱，嗣徽归荆州，（梁）元帝以为罗州刺史，及弟嗣宗、嗣产并有武力。”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及僧辩见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与王僧辩故旧，图陈武帝。”于是，徐嗣徽兄弟等欲降北齐，以北齐兵助以抗陈。不久，徐家兄弟与陈战，战败，“嗣徽坠马，嗣宗援兄见害，嗣产为陈武军所擒……任约、王晔得北归。
陈贞毅将军、散骑常侍周法尚，“与长沙王叔坚不相能，叔坚言其将反。陈宣帝执禁法僧（法尚兄），发兵预取法尚。法尚遂归于周。
由于南北战事频繁，交战地的地方长官、军将因战败被俘入北或被迫投降的也屡见不鲜。如萧梁时期战败被俘入北的有张惠绍等十个将领。陈朝时战败被俘入北的有：吴明彻、裴忌、湛文彻、耿询等人。当然，与他们同时被俘或投降的还有大量的随从士兵。
二、其他原因
除上述两个造成南士北迁的主要原因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也成为了南士北迁的助推力。一是因母弟妻子等亲眷被魏军所俘而降北，如殷不害。《陈书·孝行》载：“不害性至孝，居父忧过礼，由是少知名。……江陵之陷也，不害先于别所督战，失母所在。……不害哭行道路，远近求索，无所不至，遇见死人沟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阅视，举体冻湿，水浆不入口，号泣不辍声，如是者七日，使得母尸。……即于江陵权殡，与王褒、庾信俱入长安。”二是由于出使北方而被扣留，只得留在北方。如徐陵、庾信、江旰等人。徐陵，“东海郯人也。……八岁，能属文。十二，通《庄》、《老》义。既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梁太清二年（548年）“使（东）魏”，时侯景之乱，遂留于此。后来“齐受魏禅，梁元帝承制于江陵，复通使于齐。陵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及江陵陷，齐送贞阳侯萧渊明为梁嗣，乃遣徐陵随还。”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侯景作乱，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后，令其聘于西魏，“属（西魏）大将军南讨，遂留长安”。江旰，“梁末给事黄门侍郎，因使至淮南，为边将所执，送邺”。
由上述可见，梁、陈时期，南方朝中内乱与外乱几乎同时存在。南朝流寓士人中无论是中央文官、文化士人还是地方官员、边镇将领，他们流寓北方的原因无外乎上述四种类型。大部分流寓南士入北是因国内政治斗争失败而主动北归，也有因在南北战争中战败而被俘或投降的，除此之外，因家人亲属被俘、出使北方被扣留等因素而被迫留在北方的亦不在少数。
流寓南士入北后的境遇纵观史料记载，就发现在不同时期，北朝各统治者对南来流寓人士的安置措施也有所差异。能得到优厚待遇的大都是南朝的各宗室成员、学识广博的文士以及握有重兵的边镇将领。但是，由于南北方在民族、文化等一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故北方统治者与流寓南士之间难免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所以，北朝历代统治者对南来流寓士人的态度各不相同，对流寓南士的安置政策亦有差异。
一、北朝统治者对流寓南士的政策
由于梁、陈之际的大规模南人北迁涉及到北方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以及后来的隋朝政权，所以，下文将分别阐述三方对流寓南士的各种政策及待遇。
从东魏—北齐政权方面来看：
在梁末入北的流寓南士中，东魏北齐所给予的政治待遇是不同的。由于东魏、北齐前后时期对江南政策有所不同，所以对待这些南来之士的态度也不同。
高欢创建的东魏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地域范围上都超过西魏，但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使其无法保有原来的优势。东魏统治集团主要是由六镇鲜卑组成，边镇鲜卑少数民族歧视汉族，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高欢时曾试图协调这个矛盾，但矛盾还是越演越烈。高澄入朝辅政后，曾起用汉人崔暹、崔季舒来纠查和弹劾不法鲜卑贵族，企图用这种鲜汉相互监督手段来平衡矛盾，只能有效一时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550年高洋正式以北齐取代东魏。他起用汉族士人杨愔、燕子献等执掌朝政，立汉人之女为后，并册立其子高殷为太子，这招致了鲜卑贵族的强烈不满。因此，高洋一死，宫廷政变便爆发，高殷被废，杨、燕等汉世族势力被一网打尽。至北齐晚期，汉族士人的地位更加低下。
北齐晚期入北军将王琳，在郢州被陈军战败，投于北齐。齐孝昭帝赐王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封会稽郡公”，镇驻寿阳。入齐后虽受礼遇，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生活中，仍然后到歧视。如王琳在率军在南讨时，“孝昭委琳与行台左丞卢潜率兵应赴”，在讨伐过程中也常常受北人卢潜的牵制。当与卢潜意见不一，发生矛盾时，北齐更是将其调离降职，“琳在寿阳，与行台尚书卢潜不协，更相是非，被诏还邺。（齐）武成弘而不问。除沧州刺史。”
虽然东魏、北齐的鲜汉矛盾始终未能解决，梁末入邺的南人也始终处于政权核心的外围，但在统治者重视汉人的时期，流寓南士还是受到了优待。如齐后主时期，后主颇好讽咏,于武平三年（572年）下诏由南人颜之推和萧放兴建文林馆。时名才尤重者，皆入文林馆，其中就囊括了萧慨、萧悫、诸葛颖、袁奭、江旰、朱才、荀仲举等大批南人学士。
在《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中保存着相对完整的“待诏文林馆”人员名单，名单中有一部分是梁末入北的南朝流寓文士。当时众多文士被征召入邺，加以“待诏文林馆”的头衔，但就实际来看，梁末入北文士在北齐后期官品都不高，多为地方官及散官，如江旰在入文林馆之前为郑州司马、颜之推为赵州功曹参军，诸葛颖为太学博士。所以，从总体来看在560年之后，梁末入北齐的南士普遍被冷落，地位亦不高。
从西魏—北周来看：
较之东魏将北魏得力朝臣尽为其用，宇文泰也并未因西魏基础薄弱而放松经营，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来加强国家实力。在处理鲜汉矛盾上，采取军事上鲜卑化，政治上汉化的方法来调和。西魏后期，他又任用汉族士人苏绰、卢辩等依《周礼》改定官制。让鲜汉士民在《周礼》的共同的信仰下融为一体。周武帝在父亲励精图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许多改革。虽然西魏北周实行复古周礼的官制，对于南来士人倡导的南朝官制未加采纳，但对入北南士却相当重视。
“荆土覆亡，衣冠士人，多没为贱。”不过，西魏北周统治者对流寓南士较为重视，很多极负才名的南朝文士被虏至长安后，大多受到统治者的礼遇。
554年西魏破江陵,大批南方文士纷纷涌入长安。这给西魏北周文学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对整个北朝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书·王褒庾信传》载：“（王）褒与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世宗即位,笃好文学。时（王）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经》,令褒注之。引据该洽,甚见称赏。……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庾）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与（庾）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
由此可见，王褒、庾信在长安以文学见重，得到北周统治集团的欣赏，所以，作为一代文宗,王褒、庾信在北周文坛的地位不容置疑。
西魏军攻陷江陵后所俘获的南朝文士,除上述王褒、庾信外,据《北史》和《周书》记载,还有宗懔、颜之仪、庾季才、明克让、刘臻、刘璠等一些在南朝颇有名声的文士，他们入北后，在北周亦获得较为优厚的礼遇。
宗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乡里呼为小儿学士。”梁元帝时，以为“荆州别驾、江陵令，累迁尚书侍郎，后擢升五兵尚书、吏部尚书。及江陵平，被俘西魏，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周孝阂帝时，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明帝时，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数蒙宴赐。”
颜之仪，“幼颖悟，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江陵平，之仪按例迁长安，周明帝时，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周武帝时，以之仪为侍读，封平阳县男。宣帝时，迁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
庾季才，“幼颖悟，八岁诵《尚书》，十二通《易》，好占玄象。江陵变后入西魏，对其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之后，与王褒、庾信同补麟趾学士，累迁稍伯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周武帝时，迁太史中大夫、加上仪同封临颍伯。宣帝嗣位，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南方文士除在文学领域活跃以外，亦有博学之人参与商讨国事对策与制定典章制度，如鲍宏、刘详、刘行本、裴政等。据《隋书·鲍宏传》载，周明帝时曾向鲍宏询问取北齐之策略，宏以为“‘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以为上策。’帝从之。”③又据《周书·刘璠传附刘祥传》载，“江陵平，（刘璠之子刘祥）随例入国。齐公宪以其善于辞令，召为记室。府中书记，皆令掌之。”周武帝东征时，刘祥陪在身边参掌机要，“休徵（刘祥的字）陪侍帷幄，平齐露布，即休徵之文也。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大将军”。刘璠侄子刘行本亦在周武帝身边中亲总万机，时与叔父刘璠同归于周，“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事。武帝亲总万机，转御正中士，兼领起居注。累迁掌朝下大夫。”《隋书》卷六十六《裴政传》载，时期裴政始参与制定典章制度的工作。“政幼聪敏，博闻强记，达于时政，为当世所称。”入北后，被“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
对于南朝边境上的豪族大将，北周不仅优加礼待而且极力诱降。
总之，西魏、北周以灵活的民族政策和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笼络了大批的南朝有才能之士。梁末大批南人北上，为西魏、北周输送了大量才学之士，而且一些边镇将领的北归，更增强了北周的军事实力。加上趁侯景之乱时拓展的萧梁
荆雍之地，使西魏、北周人口和赋税大幅度增加。总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壮大，北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实力逐渐赶超北齐、梁、陈，为后来代北周而立的隋统一全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隋朝来看：
隋朝虽只经历短短二帝，但隋文帝父子对流寓南士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总体来说，文帝时期对南人的态度比较保守，多采取压制措施，而炀帝却大力提携和任用南人并倡导南方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北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
隋朝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北周政权,其统治集团自然也是西魏北周时形成的关陇军政集团。这一集团主体是鲜卑武川镇将帅和关陇汉族豪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所以他们对江南文化都采取鄙视态度和高压政策，对入北的江南人物也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
从相关史籍记载看，隋灭陈后将陈之君主、宗室以及主要官员都作为战利品征调至长安，并对陈宗室这一特殊政治集团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视。陈后主终日被监禁宫中，陈宗室悉被流放西北边境，其他的江南豪族名士虽未被监禁，但处境亦很艰难。据《隋书》卷六十四《沈光传》载，沈光“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其“家甚贫寠，父兄并以佣书为事”。除沈光之外，《隋书》亦载陆知命、徐孝克、蔡征、虞世基等，类似人物很多，难以尽考，本文仅列陈亡后入隋南士的主要代表。由他们在隋一直仕途不顺、“久不得调”的情况，可知当时流寓南士普遍的境遇。但是，还有一些擅长天文、方术的南士以术艺的方式得到隋文帝的信重，如庾季才、韦鼎、袁充、高智宝、耿询等，还有一些是以实用技艺而得到重用的人物，如许智藏、许澄、何稠等。
经过六朝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南北方在思想、文化、心理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差异和隔阂。隋统治者本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作为南方文化载体和地方社会代表的流寓士人，选其有才能之士委以重任，协调南北关系，稳定江南局势，巩固统一。但文帝过分打压江南士人的政策，显示出了狭隘的封闭性和歧视性，从而造成了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
然而,这种状况在炀帝嗣位后便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他一改排斥江左文化的做法，积极推动吸收、融合江左文化。此外，他还躬亲自践,以帝王之尊提倡艺文,无地域限制、文风之偏见，使南北文人齐聚京师,互相切磋诗艺，促进南北诗风、文风的融合。
二、流寓南士的命运
1、大多遭受猜忌与排斥
流寓南士入北后，虽然在经济上享较为优厚的待遇，但毕竟寄人篱下，又有民族之别，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朝统治者的猜忌和防备，在政治上也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官位也多为文官虚职。
在郢州被陈军打败而入北投齐的王琳，在北虽受礼遇，但在一些军事行动中尤其是南讨过程中，常受北齐所派亲信的牵制和监控。当与北人发生矛盾，关系不和时，北齐表现出对王琳的不信任。像王琳这样已与当时的南方统治者决裂北奔的人都受到猜忌和不信任，其他的降北南士就更可见一斑。
在北方，被猜忌、怀疑的不仅仅是那些手握兵权的南朝边镇将领，连南方文人学士也被列入排挤和歧视之行。如徐之才，时任梁豫章王萧综镇北主簿，后因豫章王降北，他也相应被擒入北。入北后以其善天文、医术兼图谶之学，获得魏统治者的礼遇。“文宣作相，普加黔陟。杨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书，转授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领之。之才甚怏怏不平。”虽徐之才有文才、有学识，却因南士的身份而受到杨愔的不信任，终为弄臣而已。
又如颜之推投奔北齐后，因“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深受文宣帝的礼遇，之推亦尽心事齐，但还是遭受北齐统治集团的猜忌。“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之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甚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不须募之。齐后主遂不从之推计策。”
2、少数以才华得到重用，大多数未能世世传承而不断没落
在流寓北方的南朝士人中，或是以文学见长而被北方统治者重用，或是以天文、医术或其他方技而博得统治者青睐，但是无论是官职实权还是社会地位，都远不如北奔之前的境遇。再者，由于江南的文化是以家族文化传承的方式不断发展和延续，经过梁陈之际的几次大规模南人北迁，使得很多南方大族失去原来的政治土壤和文化环境，蒙受很大的损失，有些家族从此一蹶不振，未能实现世世传承而逐渐没落。如琅邪王氏的王褒，南阳庾氏的庾信，陈郡谢氏的谢贞，琅邪颜氏的颜之推、颜之仪家族。
除上述两种南士入北的遭遇，还有一些是在入北后因卷入政治斗争中而死。如因谋杀东魏权臣高澄而被杀的荀济；被当做人质入北齐的陈昙朗，因其伯父陈霸先杀齐将萧轨而被北齐人亦杀于晋阳。或因方技得宠的弄臣未能令统治者满意而沦为阶下囚的。如庾季才，因善观星象而深得隋文帝宠信，其子庾质继承父业，但性格耿直，每有灾异，必如实面陈，经常不合隋炀帝心意，终因事下狱而死。
由上述可知，南方的流寓士人在物质上大都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尤其是南朝的各宗室和博学多识的文士以及握有重兵的边镇将领。但北方统治集团人不可不免的心存芥蒂，在政治和军事权利、地位等方面，南朝流寓士人却多有压制的表现。加之，北朝各朝各代统治者对流寓士人的态度各不同，对流寓南士的安置政策亦不同，所以对南朝流寓士人的分析也不可一概而论。
总结梁、陈时期的南人北迁入北后带来的影响较为广泛，涉及文化、政治、经济、日常生活以及艺术等各个方面。本文就南人北迁后对北方文学、经学、典章制度、生活习俗、音乐、书画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归纳和阐述，得出北方各统治者学习先进的江左文化对于促进鲜卑政权的封建化和汉化，缓和民族矛盾，推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之后开创的隋唐统一盛世提供了基础的心理认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