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友，如果我问您：华夏文明，辉煌灿烂，但它的源头却从西方传来的，您同意吗？您相信吗？
如果我告诉您，一百多年前，中华文明“西来说”几成定论，众多学者如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翁然赞同，殊无异词”；清末民初的小学课本均持此说；袁世凯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歌”歌词中就称“华胄来自昆仑巅”。您一定感到不可思议，是吗？
如果我再告诉您，促使这一“定论”发生革命性“逆转”的，是我们齐鲁儿女脚下的这片大地上曾经的辉煌文化。当然，随着时间长河的波涛，它们都被湮灭于地下。1928年，一位山东安丘籍的年轻考古学生吴金鼎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朝眼前的一个土堆投去不经意的一瞥，这一瞥，如同石破天惊，引发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考古第一案”，由此开始，一批又一批学者在齐鲁大地上进行着苦行僧般的发掘，消失几千年的“海岱文化”重见天日，并发出熠熠光辉您自豪吗？您钦佩吗？
是的，我们活在当下，脚下却是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址负载着我们，也负载着这片土地辉煌的过去。
稍安勿躁，让我们的目光走向时间的深处。
二
在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上，素来就要两派不同的观点：一元论和多元论。
一元论所依据的是所谓的传播学理论。他们认为，在物质条件非常简陋的远古时期，文明的发明与创造都是十分困难的。世界上许多的文化发明和创造成果都是由一地发明和创造后，从一个中心向四周不断传播。世界各地各民族都与这一“中心文明”存在着亲缘关系。与此相反，多元论则认为，由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一致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发展到一定的社会阶段，需要某些生产生活技术时，这些技术就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毫不相干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被发明出来。各民族古代文明的相似性，只能证明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思维和行为能力，而不能说明他们是彼此影响的结果。
这本来是一个学术性的课题，完全可以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和争鸣。但可惜，由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世界文明的一元论变成了“西源论”：亚非拉各洲等非西方国家的文明都是受到了西方早期文明“启示”和影响的结果。这显然是殖民主义者为他们的侵略扩张做的赤裸裸的辩护。
欲灭其国，先亡其史。曾几何时，那些蓝眼睛、大鼻子的欧洲“学者”们用骨子里的傲慢与自负，到处去考古，去挖掘，然后用这些“成果”向当地人作威赫式的炫耀：瞧瞧，你们是一群未开化的“愚氓”，你们的历史一片空白，仅有的文明还是由我们带来的。怎么样，低下头来吧，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吧，我们又回来了！
于是，那些本来自大自狂的土著们，此刻，面对这无可辩驳的证据，仰望着耸肩的殖民先遣者，露出了自卑的面目：好吧，我们曾经一无所有，现在仍然一无所有，欢迎救世主的到来，拯救我们吧，万能的主啊！
三
相同的一幕差一点在中国上演。
最早在中国宣扬“西源论”的是那些对华夏文明一无所知的西方传教士，可以想象，在皇权的威压下，很快便销声匿迹；清末，面对摇摇欲坠的王权统治，面对满目疮痍的江山社稷，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西方，一是出于自卑之心理，二是反清革命之需要，对“中华文化西来说”大加赞赏，全盘接受。不过，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此说也渐渐失去支持。
真正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影响，并且获得中外共同支持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则源于一位瑞典的考古学家安特生。1929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进行考古发掘，他对于此地出土的彩陶与中亚阿什哈巴德发现的安诺文化彩陶、乌克兰特里波利文化彩陶以及甘肃一带发现的彩陶进行了对比后提出，从中亚开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渐接近当代，说明中国陶器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其后几年，安特生在陕西、甘肃、河南西部又陆续发现了一大批彩陶，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由西传播而来的物证。这种彩陶发现愈多，就愈加证明中国文化西来说是正确的。
此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教育方兴未艾，“拿来主义”十分盛行。由于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之上；加之这位安特生先生，温尔文雅，相对于那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显得更注重“证据”，所以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史学家引起极大震动，众多文化大家欣然接受，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定论”。
当然，有人不服气，不甘心，无法接受。但是，他们也感到，要推翻安特生的观点，最终解决中国文化起源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材料上存在实实在在的困难。要知道，河南、陕西是华夏文化的腹地，而今，腹地被“攻陷”了，要想动摇“西源论”，必须着眼于中原以外的地区，于是，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具有极深文化底蕴的东方——泰山脚下的齐鲁大地。
四
1928年夏日的一天，清华学校学生吴金鼎雇了一辆马车从济南城出发东行，他的目的地是平陵城，任务是进行考古发掘。虽然烈日炎炎，但望着远近高低绿意盎然的田野，充满青春活力的他，兴致勃勃，信心满满。当马车路过城子崖时，眼前一个凸出地面、布满荆棘的土岗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路沟边断崖的横截面在阳光下一直延续了数米，古文化地层清晰可见。他立刻下车，走上土岗子，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台地似乎呈现出一个小城的形状，走下高坡，在西面的断崖上发现了火烧的痕迹，这种痕迹十分古老，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看得出。吴金鼎在火烧的痕迹上简单的发掘了几下，竟发现了贝壳、兽骨和骨坠，惊喜万分的他凭直觉相信，尽管还不能确定年代，但这是一处原始人类的生存遗迹。紧接着，他又找到了一把完整的石斧，在遗迹的最深处，还发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漆黑而有光泽的陶片。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吴金鼎回到北京，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老师李济。
李济，人称“中国考古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及考古学博士，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望着那些黢黑闪光的陶片敏锐的认识到，这些黑陶同原先发现的彩陶文化迥然不同，应属于另一种文化体系。他甚至不无预感的说，希望由此渐渐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大半了”
很快，一支由中央研究院组成的考古队进入城子崖进行正式发掘。
城子崖考古发掘对中国的考古学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考古学家们第一次运用了考古地层学的理论方法，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田野考古的报告——《城子崖》，因而，这次考古发掘被称为“中国考古发掘第一案”。
五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给我们带来了求仁得仁的惊喜，并由此引发了中华文化源头的大讨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源说”的根基，曾经的“定论”发生了重大转折：
——通过对发掘出的器物进行研究，专家判明，这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遗址，距今5000——4100年，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文明。根据城子崖所处的龙山镇将之命名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从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黑陶，薄如纸、黑如漆、亮如镜，望之似金，叩之如磬，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说“这是四千年前人类的巅峰之作”。
——除了城子崖遗址，通过专家多年的努力，又先后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遗址，甚至可以说，龙山文化遗址遍布全省。河南、山西、陕西及东北地区也陆续发现了类似的文明遗址，专家们把它们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而山东龙山文化则称之为典型龙山文化或海岱龙山文化。
——1959年，考古人员在泰山以南发现了距今7000——6000年的新石器文明遗址，为龙山文化找到了源头。
纵观整个龙山文化研究，其结论清晰而有明确：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是源于海岱本土的民族文化。
在龙山文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考古人员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现：彩陶文化亦是起源于本土，又向西逐步扩展，直至甘肃、新疆，与安特生所说的线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向。值得玩味的是，安特生本人后来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重要更正。至此，“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国外虽尚有一定市场，但大致上已经偃旗息鼓。
古史茫昧而多姿。黑格尔曾说“智慧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伟大的发现往往最后才形成。这是因为空间和时间是有限的，人类自身的认识却是无限的，所以，只有经过能力的提高，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才能不断深化，事实才会从层层历史的淤积中被挖掘和剥离出来。我们应该感谢吴金鼎、李济诸先生，感谢深埋在地下的黑陶，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而陌生的文明。
对“海岱文化”愈是知之弥深，对中华文明便愈是仰之弥高！
六
从吴金鼎发现城子崖遗址到现在已经近100年了，尽管李济先生所预言的中国黎明期历史并未完全解决，许多问题仍不甚明了。但我们把目光从历史的深处回望脚下这片齐鲁大地时，蓦然发现，对于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我们不再自卑了，不再敏感了：让学术的回归学术。
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文化自信！
留给我们的问题只有一个，象创造了海岱文化的先民们那样，砥砺前行，在齐鲁大地上再创造新的辉煌！
壹点号朱若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