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打小我并没有成为“白衣天使”的梦想，我们那个年代似乎对于“金融、贸易”等专业更为青睐，对于医生则是彻头彻尾的没有想法。现如今我已经不太记得清高考志愿的顺序了，但填写了类似“经贸大学、经贸学院”是肯定有的。1993年的高考沿用旧习，先估分再填志愿，而我的估分很低，因为物理考试打击太大。7月底成绩公布后果然不如所料，和平时成绩相去太远。但无论如何，命运安排让我在1993年9月踏入同济医科大学的校门，至此成为“同济人”。
周琼
“不知疲倦的周医生”大学五年的生活紧张又不乏快乐，同寝室的六个姐妹相处愉快，几乎每天结伴去上晚自习，成绩自然也不赖，鼎盛时期是在大三的某个学期，大班（总计183人）前十名中我们寝室占了4个，成为一段佳话。转眼就到毕业季，考研或者留校是我起先为自己制定的目标，原本以为这二者都不会有问题。但偏偏在留校未果之后的几天，考研成绩公布了，那一年同济研究生的录取线是325，我的成绩是324……我拿到成绩单时大哭痛哭，就算现在隔着电脑屏幕也能感受到当年泪水哗哗地留下，好心的辅导员让我选择“自费”接受调剂，我不能接受，我打小读书就没花什么钱，凭什么读到头反而要读“自费”，彼时“自费生”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词，我不愿意。
2年住院医生的生涯之后，我于2000年重返母校，踏入呼吸的大门。硕士加博士5年的光阴并没有太多的波折，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前行，包括学业，包括成家。我用这五年的光阴把自己慢慢打造成一个呼吸研究者的模样，更为重要的是，我逐步喜爱我的专业——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拿到毕业时刊登了几篇有模有样的中文论文，以及人生中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武汉协和医院是一个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老院，“要想活，到协和”说的就是地方百姓对她生死相托的信赖。仿佛是在一夜间感受到协和人的荣光和使命，至此展开我生命中最为奋斗的14载，说是天道酬勤也好，说是笨鸟先飞也罢，总之这十余年我不敢停歇，努力追赶，成为同事笔头下的“不知疲倦的周医生”。时常在想，许是因为先前起伏的那几年让我对如今倍感珍惜，生怕有闪失倒下再也立不起来。
师生情谊弥足珍贵战战兢兢一路走来，从住院小医生到主治、到副高、再到正高；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正教授；从硕导到博导，每一步的前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直至今日，我依然感谢那些对我们严格要求的老师们。在我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第一个轮转的科室是感染科，查房时不让带病例进病房，我们需要向查房的教授汇报患者所有的病史内容，包括化验检查结果。或许是太过紧张的缘故，我竟然忘词了，教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说这是一个医生的基本功，病史、化验单都汇报不出来怎么分析病情？彼时的我泪流满面，小小的自尊心被刺痛了，但也激励了我的成长。直到今日，我已成长为带组教授，对患者化验单过目不忘的本领经常被下级医生称奇，他们无法理解我是怎么记住并区分这些数字和结果的，而这些都与学生时代的磨练密不可分。
协和医院有很多这样的好老师，好教授，我们这些初入协和医科大门的后生们正是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一天天成长，并在同样的岗位上传承“协诚人和·仁爱济世”的协和精神。在院内碰见这些老教授时，我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一声“老师好”，尽管他们大都已不认识我，却依然每每笑语欢声。不惑之年的我，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称呼“周老师好”。我想，这是教学医院一种特殊的幸福吧，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纯粹的师生情谊弥足珍贵。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拼临床拼教学拼科研第二要拼的就是科研。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没有SCI论文，在协和医院想晋升是枉然。我的科研启蒙是硕博阶段，有些接触但不深入，真正意义接受正规的科研训练是在2009年以后，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深远，一位是我国著名的胸膜疾病研究专家施焕中教授，一位是NIH的免疫学专家陈新教授，两位老师引导我进入胸膜疾病的免疫学研究领域。老师独到的科研视野、缜密的科研思维、虔诚的科研内心指引我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俯拾仰取，迄今获得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而今我的学生们也正在茁壮成长，所有这些，都是激励我继续拼搏的源泉。
流水经年，2019是我成为“协和人”的第14个年头，当年的院门早已不在，当年的少年已生华发，只是，那个站在旧时院门、抬头仰望的少年依然在我心中。
古人有诫：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早在同济求学时，听裘法祖院士也说过类似的话：“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年少时对这些没有太多体会，心想穿上白大褂不就是医生？十多年走下来，慢慢体味到这许是对医生最好的诠释——德才兼备，近仙近佛，方可悬壶济世。我喜爱我的职业，成为“好医生、好老师”的少年梦想从来就没有泯灭过，也必将指引中年的我倍道而进！
